哀我生民 伤我家国——我读杜甫《兵车行》

             ——我读杜甫《兵车行》

高一教学部  张云燕

    为准备学校观摩课，我搜集了大量与杜甫相关的研究资料，并把冯至先生的《杜甫传》细细重读了一遍。读完以后，“诗圣”杜甫的形象，在绵密的时间脉络和琐碎的日常记载里，逐渐眉目清晰行止立体起来。他心怀苍生，忧国伤时，关切百姓的赤诚情怀，更是穿越千年时光的浩劫，直抵人心。

    年轻时的杜甫也曾有过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日子，春歌丛台，冬猎青丘，呼鹰皂林，逐兽云岗，颇为落拓不羁。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志向来到长安，坚信有朝一日定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孰料，困顿长安的十年，让他饱尝人世的苦涩艰辛，每日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车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屈辱生活。对社会的深刻体察，也让诗人的眼光逐渐从对权力的追逐下沉到对百姓的描摹和关怀上。当时的唐王朝，已经不复初期的盛世气象，唐玄宗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官场黑暗污浊派系林立，藩镇军阀飞扬跋扈，不时袭扰中央。加之少数民族常常挑起边境战争，朝廷左支右绌颇为狼狈。老百姓在多方压榨盘剥之下，生存极为艰难。但唐玄宗仗着国库积累的绢帛财物，仍在持续发动拓边战争。据《资治通鉴》记载：749年，哥舒翰奉命进攻吐蕃，久攻不下，后虽侥幸取胜，但所部六万多人损失大半，伤亡惨重。天宝十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奉命讨伐云南南诏，兴兵八万，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可宰相杨国忠为掩盖败迹，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反对外宣称鲜于仲通远征有功，升任其为京兆尹。同时不断征兵远戍云南。老百姓听说云南为热瘴之地，多瘴毒等恶性传染疾病，不肯应募。杨国忠就下令分道捕人，并给征人直接带上枷锁，送至边关沙场。突闻噩耗的父母妻儿追奔相送，哭声震野。亲眼目睹这一悲惨情景的诗人，以满含悲愤的语调写下了这首《兵车行》，以诗为史，强烈控诉了朝廷的恶行。这首诗也是诗人第一首“新乐府”，开启了“诗史”创作的伟大篇章。

作为一首叙事诗，《兵车行》可分“纪事”“纪言”两个叙事单元。

开篇纪事，诗人以雄浑墨染的笔法，充分调动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再现了声势浩大的送别场面。连片成云的战车隆隆滚滚，成百上千匹战马萧萧悲鸣，一队队被突然抓来的穷苦人民，仓促换上武器装备，在军士的呵斥挥赶下一步一回头的向前行进。征夫的爷娘妻儿追奔拦道哭号顿足，拉扯着亲人的衣衫不忍放手。千万人的哭喊声震动四野直冲云霄，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这哪里是上战场，这分明是无数个家庭生离死别的悲剧！

第二部分“纪言”，诗人拟作“道旁过者”，向征人询问为何痛哭至斯。“设问”句式不仅使行文波折跌宕，更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真实性。上文悲惨凄怆的送别场面是“我”亲眼所见，下文哀绝裂腑的沉痛倾诉是“我”亲耳所闻！从行人的控诉中我们看到百姓承受着灭绝人性的超长役期。“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去时刚满十五岁的孩子甚至还不会把“裹头”熟练裹好，需要里正帮忙才勉强整束衣冠。可回来的时候已是满面风霜须发皆白。残酷的征戍并未结束，“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刚从北方防河回来，就派往西边经营屯田。人生大好的青春年华都葬送在战场上，这是对人性极大的摧残！诗歌行至此处，笔力突然极目纵展，诗人不再局限于眼前的送别，而是把视野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去，联想到“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从而使问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也使诗歌表现出更为宏大深沉的精神力度。诗人联想到，大量男丁输往战场，势必导致后方劳力奇缺。即便妇女老幼齐上阵，太行山以东的广阔平原沃野，也满目凋敝遍生荆杞。老百姓生无可食，衣不蔽体，苟延残喘，挣扎存活。可悲惨依然远未结束，连年征战军费浩繁，使赋税更加苛重。各级官吏只问数目，不顾百姓死活，层层盘剥，势如狼虎，直逼得“征人”摊开两手，从胸腔深处崩裂出悲怆之音“租税从何出？从何出！”

畸形的社会催生畸形的心态，人们一改封建传统“重男轻女”的心理，开始“重女轻男”。与其送儿送夫送父远戍边关埋骨战场，不如祈祷生个女儿，还能嫁与近邻，不时或可相见，以慰亲人之思。仔细想来，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男子都战死沙场，女子又如何得嫁比邻？乱世之中，存活尚且艰难，团聚幸福又谈何容易！

诗歌最后，镜头推向遥远的青海古战场，这是唐朝和吐蕃常年激战之地。触目只见遍野黄沙，累累白骨，阴天沉沉，苦雨凄凄。一阵阵夹杂着血腥和腐臭味的风从耳边吹过，风里，无数战死在此地的旧鬼新魂在啾啾哭泣。如此阴森可怖的景象，真让人不寒而栗。现在再回头看开篇的出征场面，亲人们为什么追奔拦道？为什么拉扯战袍？为什么哭号顿足？因为这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去送死！这些出征的人们，不久之后也会变成这青海战场上死不瞑目的冤魂！诗歌以“人哭”开始，“鬼哭”结束，哭声贯穿始终，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极大灾难，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兵车行》即事名篇，缘事而发，将杜甫的“沉郁顿挫”的诗风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自始至终充溢着对生民苦难的哀痛和对统治者难以抑制的激愤之情，笔锋直指唐玄宗，体现出诗人为民发声的勇气，殊为难得。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至今都能感受到诗人忧国忧民、光照千古的拳拳真心。